〔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群众工作是夺取政权的重要基础。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践行群众路线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忠诚理想信念，在严峻形势和复杂环境中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领导自律，发挥人格榜样的力量；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地方特色实践与党的工作全局相接合；讲求战略策略，避免硬碰，保存力量；克服关门主义，广泛依靠“助手”，深入发动群众；坚持从严治党，重视解决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与生活作风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借鉴这些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关键词〕 南方局，群众路线，历史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3-0048-05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是联系国共两党的主渠道与中共同国内外各方面代表人士直接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南方局领导南方国统区、沦陷区及港澳地区的革命斗争，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上海、福建、港澳地区等14个党组织，是与解放区主战场遥相呼应的“另一个重要战场”。胡乔木同志说过：“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 〔1 〕 （P341 ）1990年6月25日，宋平同志在关于南方局历史的谈话中指出，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出了非常出色、非常有成就的工作，经验是相当丰富的……这些历史经验与启示，在中共党史上格外宝贵。“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南方局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重要法宝，也是南方局镌刻在党群血肉联系史上的光辉篇章。今天，重温与研究南方局贯彻群众路线的实践，对其基本经验与深刻启示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提炼与整理，对于我们推进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群众，扩大群众基础，提高党和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忠诚理想信念，在严峻形势与复杂环境中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在南方局成立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内政策大幅逆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方针，在国统区大肆破坏地下党组织，逮捕与杀害了苏曼、罗世文、涂正坤、车耀先等南方党组织领导同志、普通党员以及进步群众。南方局既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更面临能否执行全党工作布局的战略调整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大政治考验。在政治形势迅速恶化的环境下，南方局同志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在艰难的局面中创造性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化险为夷，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这里有几则忠诚理想信念、“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案例。一是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故事。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冷静分析国共合作形势与抗日战争全局，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 〔2 〕 （P142 ）他让其他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 〔3 〕 （P599 ）在周恩来的感召与影响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4 〕 （P240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与“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在严峻形势与复杂环境中唤醒了中间势力，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人的广泛同情与大力支持，扭转了被动局面，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也“欣慰之至”，“为之神往”！二是地下经济工作者卢绪章的故事。卢绪章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为党的地下组织筹措经费，“潜伏”敌区十年，他是大老板，周旋于国统区物欲横流之中，穿梭于纸醉金迷之间，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但同流而不合污。仅1949年，一次交给党组织的经费就达100万美元，而他自己一无所留，一生清贫，后来把全部资产也悉数交给了党组织。三是中共秘密党员肖林的故事。中共秘密党员、地下经济工作者肖林受周恩来指派，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经商，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生意越做越大，名气越来越响。肖林成了百万富翁后，却依旧过着极其清贫、节俭的生活，而把12万两黄金、1000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仅留下3枚银元作纪念，最后也捐赠给了重庆博物馆。
南方局举办多期训练班，对党员干部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与抗战形势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理想信念，以致于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的党员干部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做叛徒或当逃兵，有的同志为了保全组织，甚至不惜舍“小我”、从“大我”。由此可见，不管所处环境如何严峻，社会风气如何复杂，只要树立崇高的思想境界，牢记党的重托，就能“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南方局一切为民具体实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是一句空话，它反映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情当中。南方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不是高居于广大民众之上，而是深入于广大民众之中，时刻关注其需求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抓住他们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抗战初期，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共产党，必须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去进行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与群众组织工作。南方局成立了职工组、经济组、青工委、妇运委等群众工作机构，在国统区动员与组织工人群众，积极开展争取生存权利、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1945年9月后的9个月中，重庆工运领导小组利用“劳协”福利社进行串联，动员与组织了三次全市性的失业工人请愿团，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不得随意停业关厂，停工必须发放解雇费、发放救济金、发放还乡费等，“迫使”国民党当局答应工人要求。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仅1946年广州工人群众进行反饥饿、要温饱、改善生活待遇的大小工潮就有50多起，涉及20多个行业，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群众利益。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齐亮，自从竞选伙食团团长后，想方设法改善该校伙食条件，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与广泛支持，后来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昆明市学联主席，成为当时的学生领袖。抗战期间，日本战机对陪都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在后山沟提前挖了一个防空洞，四周的群众获悉后，也纷纷到此防空洞，少数同志因过于拥挤而有所抱怨。周恩来当即批评了这些同志，并指出，我们在国统区若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心里时刻装有群众，我们的防空洞应当随时为群众敞开。
共产党人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人口中仅占极小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反映与满足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愿望与要求时，党群关系才会是良性的、和谐的、健康的。在最难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国统区与沦陷区，南方局同志却能够深入、巧妙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其最深层动因是对广大群众的殷殷情怀。始终把广大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今天，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治上的坚定与成熟，坚决反对宗旨意识淡薄问题，进一步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杜绝高高在上、忽视群众利益等问题，坚决消除官僚主义作风。牢记党的宗旨，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挂在嘴上，而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自觉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真心关心群众疾苦，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诚倾听群众呼声，不断创造出无愧于群众的一流工作业绩，努力提升广大群众的幸福指数，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坚持领导自律，发挥人格榜样的力量
南方局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严格自律，“出污泥而不染”，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抗战期间，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社会环境犹似“染缸”。正是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与人格魅力，才使战斗在这一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党员干部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43年，周恩来在他45岁生日那日为自己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并长期严格遵守，就是最好的榜样。在南方局整风期间，领导同志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自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支部会议，学习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没有什么特殊党员。一次，党的组织生活会结束时，党小组长请该小组的周恩来同志作总结，遭到其拒绝。在周恩来看来，开党小组生活会，大家都要受党小组长领导，理应由组长作总结，任何人不能代替党小组长的工作，更不应该有什么特殊党员。在艰苦的环境里，周恩来要求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要有“学习”的精神，人人都要制订学习计划；他亲自带领南方局的同志打井种树、开荒种地；周恩来经常“超负荷”地工作，还坚持生活标准与大家一样清苦，当管伙食的同志提出给周恩来保健补贴时，却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与指正，他不准自己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南方局的领导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与高尚人格，为广大党员与群众树起了自律自警、清白清廉的旗帜，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董必武同志坚持严于律己，在南方局管理过账目，有着严格的财经纪律意识，曾为“六角钱平不了账”的事，在大会上公开作检讨。他不但用自己的薪水补齐，而且向党中央郑重地写了检查，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邓颖超同志一贯以身作则，注重从一点一滴做起。1940年初，邓颖超年迈体弱的母亲来到陪都重庆，当时八路军办事处住房紧张，为了不麻烦群众，为了节省费用支出，在中共秘密党员、当地女房东饶国模的一再坚持下，邓颖超同志将其母安置在不足四平方米的角落房中。南方局的领导同志，正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国统区广大群众的好感与支持，从而团结与影响广大群众一道前进，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
四、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地方特色实践与党的工作全局相结合
作为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在国统区的派出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既有与根据地群众路线实践普遍相同的共性方面，又有区别于根据地群众路线实践的个性方面，南方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其时代背景与地方特色。具体而言，一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可以说是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二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一个庞大集中营里”，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既有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又有陪都的灯红酒绿；三是特别的历史使命——巩固国共两党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领导南方国统区与沦陷区党组织的革命斗争；四是特殊的革命群体——以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宋平、胡乔木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因此，南方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更具有信念的坚定性、纪律的严格性、斗争的坚韧性、策略的灵活性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创新性等特点。
南方局的群众路线实践是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与深入推进的。比如，1940年，党中央关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被确定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之后，南方局召开多次会议，一再强调和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极力敦促南方各地实现从形式到方法的转变，对开展群众工作中不注意方法与策略，过于暴露党的骨干力量等不当做法，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特别强调，绝不要因形势的一时好转而动摇贯彻党中央的政策。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党报应增强党性修养，反映群众呼声。南方局马上对《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工作进行了研究与部署。再如，1946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全国兴起时，按照党中央“为避免引起国民党过早警觉，以致群众运动受到过早打击，我们在宣传上暂时保持冷静”的指示精神，南方局没有立即广泛地声援与响应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直到党中央有统一部署后，才普遍地组织开展。后来，在南方局被迫撤回延安之际，党中央对关于国统区群众工作的政策作出了新的调整与规定：要注意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大胆细心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在群众斗争中组织武装力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而逐渐取得胜利。南方局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并提出，斗争口号不要忙于立即将下一步的目标揭出，而应多从群众“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有助于群众斗争的深入发动与持续开展。综上，南方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体现了地方特色实践与党的工作全局相契合，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路线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五、讲求战略策略，避免硬碰，保存力量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力，这具体体现在南方局的群众路线实践之中。南方局从建立之日起就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置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到处镇压人民抗日民主活动，迫害进步人士，捕杀共产党员。面对日益险恶的环境，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国统区群众工作时，审时度势，积极贯彻党在国统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南方局的群众工作全面转入地下，要求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立即转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指示地下党同志一定要深人社会，独立工作，扎根群众，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影响群众、团结群众。周恩来同志指出：“一是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二是倾听群众意见；三是向群众学习；四是教育群众，不做群众尾巴。” 〔5 〕 （P131 ）南方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注意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统一，党外联系与党内联系相契合，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实行“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实行“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公开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泛打入社会各个部门与社团组织，以参加姐妹会、识字班、兄弟会，以做帮工、做小贩、当教师、当挑夫等各种方式隐蔽下来。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税务局做文书，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在省合作金库当办事员，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荣高棠以电力公司抄表员的身份作掩护，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农村以农民的身份作掩护。在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一些同志还担任了县长、区长、乡长、保长等职务，很好地“隐蔽”了下来；一些不显露的农民党员，则采取就地“隐蔽”形式，搞好农业生产，搞好群众关系；一些骨干同志上山下乡，一边生产劳动，一边加强学习，坚持做群众工作，使不了解共产党或对共产党有疑虑的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正是南方局坚持了群众路线，使党的工作在广大群众中站稳了脚，扎下了根，既隐蔽了组织又团结了群众，开创了党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群众工作的全新途径。
讲求战略策略，避免硬碰，保存力量，其大智大勇是南方局践行群众路线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周恩来说：“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 〔6 〕 （P44 ）在成都“市中事件”中，运用合法的学生组织进行斗争，既广泛发动了群众，又让国民党当局找不到借口；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说服少数人的过“左”要求，及时结束游行，做到了有利有节，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与革命力量。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切实把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合法组织上，以求密切联系群众。而且，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同留在群众中的党员一般要断绝关系，既利于发动群众，还不易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即使发现了，也可以保存党的其他力量。后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被迫撤回延安之际，南方局对城市民主运动暂保持不做过于刺激过于突出的进攻性的发动，而是多做防御性的合法形式的呼吁和声诉。从参加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巩固群众斗争基础。实践证明，这种公开合法、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为南方局在国统区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工作方法，将广大群众团结在中共周围，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南方局系统的群众路线实践得到更加扎实深入的发展。
六、克服关门主义，广泛依靠“助手”（中共外围组织和进步组织），深入发动群众
周恩来指出，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地下党要进入国民党、工人团体、三青团、农村中的合作社、学校中的合法组织、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充分利用合法团体、合法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辟了党在国统区群众工作的广阔空间，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社会能量与深厚的群众基础。
南方局妇女组通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动员与组织广大妇女群众，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在邓颖超的推荐下，区白霜协助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建立了广东省新运妇工会；在中共党员李应芬等的协助下，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建立了广西新运妇工会。难民妇女服务团是中共联系与依靠的进步妇女组织，在周恩来与南方局妇女组的关怀下，她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与启发，从感情上感到共产党人和蔼可亲，进而认可与接受了中共的政策与主张。南方局青年组鼓励广大青年积极加入三青团、学校的各种合法组织等。比如，在广西三青团筹备创立阶段需要吸收积极分子之际，中共党员陈贞娴借此机会加入了三青团，并成为该团骨干。她利用在三青团的公开合法身份，在青年群众中广泛宣传“团结抗战”与“民主进步”思想，把广西三青团变为中共与进步青年群众活动的一个阵地。
广交朋友，尤其是结识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发挥“以点带面”的功能。南方局要求党员干部把“交朋友”当成一项革命性工作来做。周恩来指出：对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元老以及工商业者，不能仅仅看到他们消极的一面，更要看到其要求抗日的一面；只有把他们当作朋友，对方才会把我们当做朋友。南方局同志广泛接触群众，了解各种人，并善于与各种人找到某些共同点，增进了解，建立友谊。1940年底，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而身陷图圈，失去生活来源。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新华日报》开高稿酬，解决他的生计问题。于右任因行使弹劾权受阻、愤而离渝，周恩来特地委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屈武，向于右任表示慰问，赞赏其正义行为，鼓励其坚持抗争。每当民主人士、进步人士遇到危难时，南方局都及时伸出友谊之手，给以多方帮助。当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因日军占领而困滞香港、陶行知为筹办育才学校而四处奔波、左舜生因女儿患急病而一筹莫展、章伯钧身患痢疾而危在旦夕、张中府因被取消参政员资格而处境尴尬之际，正是在南方局的关心与帮助下，他们才顺利度过了难关。南方局的“以诚相待”，赢得了民主党派与进步人士的支持。南方局与民社党、救国会、乡村建设协会、第三党、青年党、中华职教社建立了密切的党派关系，与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黄炎培、陈铭枢、谭平山等增进了相互了解、结下了深厚友谊。南方局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之中，团结与影响了国统区广大友好人士与中间力量，升华了党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群众工作的崭新境界。
七、坚持从严治党，重视解决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与生活作风问题
领导成员腐化是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因素。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政治腐化，进而影响与破坏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入践行。因此，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领导干部的腐化与变质，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例如，元凶祸首刘国定，先后担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在抗日救亡运动与群众路线实践中表现积极，在发展党的组织工作、改进党的群众工作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受到同志们的认可与领导的好评。然而，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他投敌叛变后，出卖了多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得到军统头子毛人凤的嘉奖与接见，并晋升为上校。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品行是端正的，然而，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并没有全力劝阻或出面制止，而是一味迁就，独生闷气，只好回乡翻看《三国演义》。这种放任自流与软弱无能也是领导班子的一种腐败。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除了个人品质问题之外，还因为一些同志在地下环境中，长期隐蔽，脱离党员与群众的监督，在小节上放松要求，从而走向人民的反面。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由于儿女情长不能自拔而最终“下水”。李文祥遭到出卖被捕后关押在白公馆，开始表现不错，只是苦念关在渣滓洞女牢的妻子熊咏辉。特务利用李文祥这一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并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当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的防线彻底垮了，在坐牢八个月后选择了叛变求生之路，主动要求“当特务”，出卖了他领导的十六位革命同志，因此被授予上尉军衔。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重视其经济、恋爱、家庭与生活作风问题，是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与深刻启示。
历史上的白色恐怖考验着我们党的干部，如今的改革开放亦同样考验着我们党的干部。当前，我们党面临长期执政、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受不了诱惑而丧失理想信念、严重脱离群众、自甘腐化堕落。因此，一方面，组织上在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方面，一定要更加谨慎、更加严格；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员干部自身必须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素质，终身不懈地学习与实践，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南方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助于中共在国统区与沦陷区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南方局的秘密工作与统战工作，如果不融入群众之中隐藏起来，其后果不堪设想。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深化与理论丰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战胜各种风险与考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3〕金冲及.周恩来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5〕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陈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