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社会，由于科学的广泛应用和极大成功，人们对科学不自觉的推崇和盲目接受，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这表现在机械自然观和科学主义的盛行;但同时。民众与科学的距离也日益扩大，构成了文明社会的深层文化危机。这又使得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这一问题凸显出来。究其原因，除科学的广泛应用和极大成功这一主要原因之外，还在于：首先，它来自于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即对于稳定性的渴望和对于理解的追求;其次，科学自身也对上述的心态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第三，科学哲学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科学教育和普及的简单化、通俗化也促进了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化。
关键词：科学;意识形态;科学哲学
需要首先指出，本文所说的“科学”，既是指各种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如哥白尼的天体理论、牛顿的力学理论等，也是指由各个具体分支所组成的自然学科整体;另外，所谓的“意识形态(ideology)”则是指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信念和观念——尽管持有者对此未必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对于它的接受也未必具有合理的基础，但却仍然对于人们的行为，特别是自然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依据上述理解，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我们就需要与具体的科学理论作出明确的区分，因为后者的接受往往依赖于理性的辩护，包括逻辑论证与经验检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却未必具有这样的基础，而主要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但它又往往被看成是无可怀疑的，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排它性，更谈不上必要的反思与批判。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在这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或者说，事实上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就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另外，作为必要的前提，我们将首先考察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在当代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机械自然观与“科学主义”
可以以牛顿力学为例进一步说明在具体的科学理论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具体地说，正如人们所普遍认识到的，牛顿力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直接导致了机械自然观的盛行，例如由“自然界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精确的时钟”这一隐喻(metaphor)就可清楚地看出。又如林德宏先生所指出的，我们还可进一步论及牛顿力学对于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牛顿力学认为外力是克服物体惯性的动力，力的概念来源于人的体力。牛顿力学推崇力的作用，实际上是推崇人力的作用，这是蕴含在牛顿力学中的价值观。牛顿力学的广泛应用，就自然形成人是自然征服者的观念”。
除去上述的“认识状态”之不同外，在科学理论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之间还存在如下的区别：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分析，我们主要是以一般民众、而非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另外，我们所主要关注的也不是如何去从事科学研究这样一个问题，而主要是科学理论的“文化价值”，例如牛顿的力学理论究竟对于一般民众的自然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对牛顿力学(更为一般地说，就是经典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人们基本自然观的影响做一简单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指出的，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隐喻：钟和云。钟代表了规则的、有序的和可预测的系统;云表示不规则、无序而难以预测的系统。进而，郭贵春先生的以下论述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隐喻的变化”对于人们的基本自然观、乃至新的认识活动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从牛顿所创立的经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的知识进化，本质上是对于世界本质结构理解的隐喻进化，即从‘世界是机械的’到‘世界是数学的’这样一种基础隐喻的概念性转换的发展。……科学隐喻不断地改造着语言系统的意义内容与整体形态，同时这种改造不断被储存入认知主体的思维与知识结构，形成对于科学概念活动的建构、改造、重塑与推动，也就是说，科学隐喻所引起的科学概念是逐渐地、然而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的”。
由上述实例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要是作为“隐喻”发挥作用的，或者说，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由具体的理论逐步“凝聚”成了一种“隐喻”——由于后者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显然较易接受，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所说的隐喻进行思考与采取行动，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当然，并非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伴随有相应的隐喻，由科学理论派生出的隐喻也未必都能对一般民众的行为方式、包括自然观与思维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么，有必要对意识形态的主要特性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如下一些特征，并通过科学与宗教的类比指出科学在现今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一种“科学宗教”)：第一，接受的盲目性。他指出：“人们接受科学家的宇宙论就像人们曾经接受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宇宙论那样是不加批判的”。而科学更被赋予了绝对的真理性。第二，绝对的排它性。在费氏看来，科学在这一方面也与宗教有很大的类似：“科学家和所有理性主义者的行为很像在他们之前的罗马教庭的行为：他们谴责不同寻常的离奇观点是异教徒的迷信，……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压制异教思想，并以他们自己的‘开明’哲学取而代之”。这也就是说，除科学外，其它的一切都是谬论。
费氏还进一步指出，就科学的排它性而言我们也可看到明显的不合理性：“理性主义者不能合理地把神话和古代的传统从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中排斥出去。然而，他们却用许多他们认为是论证并用论证的形式予以表述的诡辩、强制手段和独断见解来排斥它们”;尤其是，“诉诸于真理和合理性是为了产生修辞效果而没有客观的内容”。
由此可见，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不仅科学在当代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更要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也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说，“科学的社会一文化批判者”)的一个普遍立场，他们认为科学在当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社会霸权，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我们对此需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例如，以下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爱丁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学者巴恩斯在对意识形态作出总结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第一，意识形态必须履行某种社会功能，或者与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相一致。第二，这些主张必定要么是假的、不完备的或理由不充分的，要么是以某种其他方式与理性或实在不相符的。第三，综合而言。意识形态是被社会因素扭曲或受到它们有害影响的思想。
无论费耶阿本德还是巴恩斯的上述论点，显然 都不能看成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又的确为我们更为自觉地去认识科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直接的启示。
具体来说，现代人普遍持有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即对科学持有十分推崇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指出的：“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在所有的职业中，科学家几乎是最受公众尊重的职业之首。……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依然有力的对科学的认识之上，即科学是技术和医药的根本，是使我们生活更加舒适、安全和娱乐的一切技术产品的最终源泉”。从而，“称任何自封的知识为‘非科学的’，就是轻视这些知识;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得到科学上的保证，就应构成对它自己的反对”。后者就是导致以下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现代社会中种种邪教或现代迷信往往都给自己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它们“假装继承了科学的遗产，并且操持着充满科学术语的语言”。
当然，人们对于科学的崇敬主要是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就正如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指出的：“到处存在的，包含科学原理的机器和服务项目必然迫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科学意识”。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其中又可看到很大的盲目性。比如，作为科学广泛影响的一个明显例证，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就曾存在过所谓的“科学化运动”，即希望将科学方法推广应用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尽管后者与对于科学的普遍推崇相比应当说代表了一种更为自觉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未能对科学方法的适用性作出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那么，对于科学方法的盲目推崇也就不能看成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行为。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的分析从一个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或者说，“科学文化”)中所潜在的一种内在危机：尽管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广大民众对科学越来越具有陌生感：“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人为的世界中，却逐渐地越来越不认识制约着自己生活的机制。说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一无所知的野蛮人和在技术进步引起的失业和科学化战争等人为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现代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他们两者都面对着不可知的可怕灾难，而又无法理解它们”。又如列维特指出的：“当科学知识摆在外行面前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科学知识，毋宁说，这是某种被某一特殊阶层的命令强加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要那些具有有限科学背景的人来接受它，那不仅需要服从权威，还需要信仰的跳跃。否则，深奥的科学看起来与反科学或伪科学的假设的故事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与一般民众的直接对抗就不可避免了。这事实上也就是在当代西方何以会出现“反科学思潮”盛行的一个直接原因。
其次，尽管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固定的联系，但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实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的社会功能正经历着重要的实质性变化。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科学在历史上所主要发挥的是革命性的作用：“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例如，就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科学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同盟军。但是，由于在今天科学与一般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事实上已成为了“精英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持——这样，在很多人看来，我们不得不引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工具，并且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直接冲突。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明确肯定：尽管费耶阿本德等人关于科学在现今已经蜕化为一种“现代宗教”的论述有些耸人听闻，但又确实可以起到“解毒剂”的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从而切实防止“将科学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世俗宗教”。
总之，以上分析清楚地表明了深入研究以下问题的重要性：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
二、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
哈贝马斯指出，当代科学技术已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个中原因是其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科学究竟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呢?除去上面提到的科学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一主要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一文化以及科学本身的性质等方面去作分析。
首先，从社会一文化的角度看，科学成为一种新“社会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持有一种普遍心态，即对于稳定性的渴望以及对于理解的追求。就现代社会而言，也就是对于规律的追求：“这是大部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典型反应;它把规律强加在一些偶然的结果之上”;而且“人们对简洁而有条理的信念体系、有凝聚力和容易控制的对世界的描述有一种自然的需求”。
容易看出，上述的普遍心态也正是宗教何以在各种早期的文化中普遍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后者在现代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统治地位，需要一个新的替代物来填补，就西方而言，这就是科学。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舍格斯特尔(Segerstrale)的以下论述：“正是科学的价值(客观性、无私性和以事实定位)支撑着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模式”，又由于大多数民众对科学的信仰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权威的服从，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断言科学在现代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宗教就确有一定的道理，“意识形态可以退化，成为独断的宗教。它们成功之时便是退化的开始，一旦反对派被打垮，它们就成了教条：它们的胜利就是它们的失败”——这正是历史上各种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共同命运。当然，我们在此未必一定要使用“宗教”这样一个字眼。正如以下论述表明的，这也可以看成是“范式总是为自我辩护的”这一性质的一个具体表现：“科学通常被视作是我们拥有的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真实面貌的最完备的知识，因此在科学的图景中检验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否正确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于是具有了最大的不可检验性。因此比较反映论的断言与信仰的誓言，二者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然，除去社会的普遍心态外，我们又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事实是，就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科学现在已经成了民主政体基本组织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整体性的社会体制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有了至上的统治权，而且成了人们所知道的唯一拥有可贵成果的意识形态”。更为一般地说，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福柯(Foucault)的以下论述从这一角度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这也就是指，知识就是权力。
此外，又如巴恩斯指出的，“制度化”必然包含科
学的“简单化”：“把它们吸收在内的制度化的信念体系，不可能是复杂而详尽的”。这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由理论向隐喻的转变正是科学转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整体的科学而言，我们则可以提及这样一个隐喻：科学就是真理，科学就是力量。
其次，科学自身也对上述的普遍心态具有一定的强化作用。因为，科学对于一般民众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在于直接导致了对于规律性和确定性、以及预测和控制的普遍追求。“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一个狂热信奉下列座右铭的社会：‘一致与稳定’”。另外，就“科学就是真理”这一认识而言，我们则可以提到科学语言的修辞作用：由于在科学中所使用的是“纯客观”的语言，包括被动语态的普遍使用以及以“我们”(而非“我”)作为认识的主体等等，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科学作为客观真理的权威性。总的来说，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事实上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
第三，科学哲学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为科学“辩护”的作用。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定位就是希望能够清楚地表明科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特别是，科学方法是完全可靠的，从而科学知识也就可以看成是已经获得了证实的客观真理。如SSK知名学者耶尔勒(Yearley)在论述科学何以取得特殊地位时，特别论及了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等人有关科学方法论的工作，他认为这些科学哲学家的相关工作是导致科学取得特殊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此，费耶阿本德将科学哲学家称为“科学的女仆”：“人们看到曾经发明了新世界观并教导我们如何审视现状的哲学家们现在却成了现状的最恭顺的仆人;哲学是科学的女仆”。由此可见，摆在科学哲学家面前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即是：究竟什么是科学哲学家在现今的恰当定位?
第四，教育在现实中主要发挥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的作用：使存在的成为合理的——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论点。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教育对于维护科学特殊地位的重要作用。费耶阿本德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政策……是拙劣地构想出来的，……它们使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成为一切事情的尺度”。尽管这一结论是过于极端了，但这清楚地揭示了现行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的一个弊病：由于主要集中于传授已经得到了很好建立的知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科学就是真理”这样一种认识。
另外，从本文的立场去分析，科学普及(传播)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在于过分的简单化、通俗化。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普及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为了使其通俗易懂和更具有可信性，人们会把理论简化。但正如贝尔纳所指出的：“正如大众化音乐大大不同于古典音乐一样，大众科学几乎是同样地大大有别于实际科学的。人们以或多或少正确的方式或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转载了一些关于科学成果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却是零星片断不完整的，把整个科学方法和精神都置于脑后”;而且大众媒体中“科学消息是零星刊登的，其内容一般变动于耸人听闻和神秘暧昧之间。……畅销报纸刊登一条有关某种发现的消息仅仅是因为这种发现似乎有点惊人——仅仅是因为它似乎推翻了我们公认的观点……”。
在此还可以对隐喻在科学中的应用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具体地说，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各种深奥的科学理论，科学传播(包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需要引入各种具体的隐喻，但现实中所出现的却又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形：人们所唯一记住的只是隐喻，并将其不加限制地加以解释和推广，对具体的科学内容却完全忘却了，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对隐喻与科学理论本身作出明确的区分。正如法国学者巴什位指出的，后者即是“前科学”与“成熟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科学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成为隐喻的牺牲品。因此，科学精神必须不断地与形象、类是隐喻在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由于“外行人总是按照在他看来似乎是自然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这就使得科学理论真正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理论的应用有时到达了极限，从而成了具有宇宙论意味的理论。这些发展只有根据一种远远超出任何狭隘定义的科学辩论的观点，才是可理解的。
最后，就现实而言我们还可经常看到种种歪曲科学以吸引或迎合民众的现象，包括对于民众信任的滥用。这就如贝尔纳指出的：“虽然公众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兴趣，因而无法理解科学的作用，他们还是可能愿意为科学成就喝彩的，越是了不起的成就越好。他们也愿意去听取有相当名气的人就任何题目发表的意见”;然而，“那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最具体的科学理论以外的一切科学理论中去的社会影响并不是一个有鉴别力的、有教养的社会的成熟想法，大多是当代最常见的偏见和迷信”。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在现今是多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三、结语
由于本文对于“意识形态”这一词语的使用主要是贬义的，作为全文的结束，在此或许有必要作出这样一点提醒：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科学的文化价值，即科学对于一般民众在世界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能够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包括充分发挥科学的促进作用，以及有效地防止或纠正其可能的消极影响(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与各种相关思潮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另外，就中国而言，笔者以为，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当前，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除去被用作装点门面的“标签”外，科学的影响究竟是在增强、还是正在衰减?因为，我国的整体性文化现正经历着这样一些重要的变化：第一，其“正在由政治和经验领域里直接生成。例如，就现今而言，由于“市场与价格、欲望与消费的话语日益主导着中国大众文化”，因此，我们正在走向某种“经济文化”、“市场文化”。第二，电视、网络等传媒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文化的“通俗化”、乃至“庸俗化”，如何充分发挥科学的“文化价值”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指充分发挥“科学的善”，而且也是指有效地防止与纠正“科学的恶”，而且，这也是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教育家、科普工作者等应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